2016年4月25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杨栋梁先生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期间，杨栋梁教授以《古代中日关系的验证与思考》为主题，为历史系师生做了学术报告。

杨栋梁教授的报告以丰富的古代历史记载为依据，对古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沿着历史发展的“横轴”和“纵轴”，揭示古代日本对身在“明处”的中国是怎样认识和应对的这一问题。

报告强调，就延绵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总体而言，除了近代那段刻骨铭心的两国关系史外，我国民众关于古代中日关系的认识是笼统的、模糊的，甚至、存在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区。这一误区使我们对近代日本加害于中国的思想渊源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邃的思考，也影响着现实对日认识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本质性偏离，而认识偏离又导致对日政策上难免带有一厢情愿的理想色彩。

杨教授重点陈述了古代中日关系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东晋以前的倭国“受封”到南北朝时期的倭国“求封”，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垂直关系，是通过册封形式确立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上下关系。第二，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友好交往的鼎盛时期，但是在友好交往的表象之下，也存在日本希望与中国“对等交往”以及唐朝支援新罗抗击日本持续数年激战的历史真相。唐朝事实上容忍了日本从“华夷册封体系”的脱离。第三，两宋时期，中日之间无政府层面的邦交关系，“相互尊重，各安一方”，而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繁盛。第四，元明之间的中日关系是一种“恩怨并存”的关系。“勘合贸易”下的中日合作，与元朝征日及日本侵略朝鲜的两场战争，形成了正反两面的鲜明对照。前者带来了两国的和平，后者断送了两国的邦交，留下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惨痛教训。第五，德川幕府的统治稳定后转向“文治”，把朱子学树为官学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知识界开始对一向尊崇的儒学及中华文明提出质疑，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传统的“慕华”观受了挑战。

总之，从国家关系的层面看，古代日本经历了主动朝贡受封、主动朝贡请封、要求关系对等乃至中断与中国往来而自成一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日关系既有过早期交往的和平和融洽，也有过中晚期的合作、对抗和断绝。史实表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战争与和平是辨证关系。从民间交流的层面看，无论中日两国是否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民间交流的潮流不可阻挡，但国家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将直接影响民间交往的深度和规模。